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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2章 谁替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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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22章 谁替谁工作 (第1/2页)

    两天没动静。

    苏晚在废弃药房里把毛瑟步枪拆了装、装了拆,拆了六遍。新枪管的膛线摸得滚瓜烂熟了,闭着眼都能数清右旋纹的圈数。精选弹二十五发,标准弹二十一发,每一颗的位置她换了三次排列方式,最终按射程远近从左到右码在纱布条上。

    围墙外面没再出现新的烟头。马奎的罐头盒预警线也没响过。

    但苏晚知道那只是安静,不是安全。

    第三天上午。药房的门被敲了三下。

    苏晚的手搭在驳壳枪上。她听着那三下的节奏——间隔均匀,力道不重不轻。不是马奎的粗暴,不是李铁柱的急促,也不是谢长峥拐杖碰门框的闷响。

    门推开了。

    吴维钧站在走廊里,灰色中山装,呢帽压得低。他进门之前做了一件事——右手指关节在门框边沿敲了三下。

    苏晚看着他敲门框的动作。那不是礼貌。指关节叩击的位置在门板和墙壁的接缝处,每次叩击后他的指头在木面上停了零点三秒。

    他在听回声。在判断门板厚度和隔音效果。

    苏晚往旁边让了半步。

    吴维钧没带上尉。他一个人进来,把呢帽摘了搁在药柜的锈铁皮上,环顾了一圈。药房比杂物间更暗更挤,白炽灯泡没开,唯一的光源是走廊尽头漏进来的一截日光。

    “苏队长换了地方。”

    “嫌窗户太多。”

    吴维钧没往下接这个话头。他从中山装内兜里掏出公文包,公文包不大,棕色牛皮的,搭扣磨得发亮。他把公文包搁在药柜台面上,手按着搭扣没打开。

    “今天带了一份追加情报。关于照片上那个人。”

    苏晚的手指从驳壳枪上松开了,但没收回来。

    吴维钧扣开搭扣,从公文包里取出一张折叠的薄纸。展开,正面朝苏晚递过来。

    纸上印着一份档案摘要。打字机打的,油墨匀净。

    最上面一行是代号。

    “候鸟”。

    苏晚的手接住了纸。

    档案很短。三段。

    第一段:性别女,年龄评估四十五至五十岁。长期活动于日军占领区内的学术研究机构,具体隶属不详。在多个机构之间流动,出入权限极高,远超普通技术人员层级。

    第二段:外貌特征与此前提供的照片一致。面部骨骼结构与金陵女子大学1926年教职员工照片中的苏蕙兰高度吻合,但因年龄跨度与拍摄条件差异,尚未完成最终身份确认。

    第三段:“镜影”评级——A级关注目标。原因:疑似掌握K-17完整理论体系的唯一在世人员。

    苏晚把纸翻过来。背面是空白。

    她把纸面朝下搁在膝盖上。

    “她是我母亲?”

    这句话从喉咙里出来的时候,声调比她预想的平。

    吴维钧的手指在公文包搭扣上摩挲了一下。搭扣面上的铜光在暗处闪了一闪。

    “我们无法确认。”

    苏晚等着后半句。

    “但渡边雄一显然认为她是。”

    吴维钧从公文包里又抽出一张纸。这张纸的边缘不整齐,像是从更大的文件上裁下来的。

    “'毒蜂'的行动记录里,大部分指令的传达链路是——特高课下达任务目标,渡边雄一制定战术方案,自行决策执行细节。他是个独立性极强的狙击手,不喜欢被人指挥。”

    吴维钧停了一下。

    “但涉及'候鸟'的指令,渡边的行为模式完全变了。不论指令内容是什么——转移、接收装备、调整行动区域——只要与'候鸟'相关,他从不反驳。执行时间精确到小时。没有任何记录显示他在'候鸟'的事情上讨价还价过。”

    苏晚的拇指在膝盖上的纸面边缘按了一下。

    “一个一枪打穿团长后心的人,对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近乎服从?”

    “不是服从命令。更接近于——”

    吴维钧斟酌了一下措辞。

    “服从人。”

    药房里安静了几秒。走廊远处有脚步声经过,拖拖沓沓的,大概是哪个伤员去厕所。

    苏晚的脑子在飞速转。

    如果“候鸟”是苏蕙兰。

    那她就是在——

    苏晚把这个想法掐住了。掐了两秒才松开。

    如果“候鸟”是苏蕙兰,她在日军占领区的研究机构里拥有高度自由的出入权限。不是被关在牢房里,不是被铐在实验台上。她能自由行走于多个机构之间。

    自由。

    苏晚的后背的皮肤在衬衫底下绷了一下。

    一个曾经写下“我未允”的人。一个把K-17档案拆成南北两半、亲手托付英国人将北半送走的人。一个在日志里从不提及自己女儿存在的人——为了保护女儿不被牵连。

    这个人,什么时候变成了日军研究体系的一部分?

    但另一种可能性蹿上来了。

    白衣女人。代号“蛾”。医学心理专家。擅长药物控制和心理暗示。矿道里那个被注射了不明药物、神志不清的国军士兵。被言语触发暗示操控得像个提线木偶。

    苏晚在矿道里亲眼见过。

    “吴主任。”

    “嗯?”

    “渡边的编制表里,代号'蛾'的那个女人——她跟'候鸟'之间有没有交集?”

    吴维钧推了推眼镜。

    “有。三次。1938年十一月、十二月,以及1939年一月。三次记录里,'蛾'都在'候鸟'活动区域出现过。停留时间最短两天,最长一周。”

    苏晚的手指在纸面上收紧了。

    “'蛾'擅长的那些手段——药物控制、心理暗示——能不能用在一个有独立思维能力的学术人员身上?”

    “理论上可以。时间够长的话。”

    苏晚把两种可能性在嘴里嚼了嚼。一种是自愿。一种是胁迫。

    她没选。两种都摆出来了。

    “第一种,她自愿。在某个时间点,苏蕙兰改变了自己的立场。从一个拒绝渡边清一的中国科学家,变成了日军研究体系的一份子。”

    吴维钧没打断。

    “第二种,她被控制了。'蛾'的药物和暗示让她失去了自主判断能力,变成了一部还能运算公式的机器。”

    苏晚把纸折了一下。

    “你更相信哪种?”

    吴维钧没做判断。他打开公文包,取出了第三份文件。

    一张纸。

    展开之后,苏晚看到了日文竖排的手写字。旁边附着“镜影”的中文译文,用蓝色墨水誊写。

    文件抬头标注:日军内部通讯截获原文,1938年12月。

    内容是渡边清一的遗书摘要。

    苏晚从第一行读。

    渡边清一去世的确切时间是1938年十一月。病故。遗书写于病逝前三周,在日军特高课备案归档。

    遗书大部分内容被吴维钧裁掉了,留下来的只有涉及苏蕙兰的一段。

    苏晚读到那行字的时候,呼吸的频率变了。

    “……照顾蕙兰女士。她的头脑是家族最重要的遗产。无论战事走向如何,确保她能继续工作。相关安排已与特高课桥本中佐达成口头协议……”

    苏晚的拇指在“照顾”两个字底下摁了一下。指甲发白。

    照顾。

    保护还是囚禁?

    渡边清一管苏蕙兰叫“家族最重要的遗产”。

    遗产。

    跟一件家具似的。跟一本字典似的。跟一台被拆开了又装上去、只要还能运算就有价值的仪器似的。

    苏晚的牙齿磨了一下。磨得咔嗒响。

    她把纸递回去。

    吴维钧接过来收进公文包。搭扣合上之前,他看了苏晚一眼。

    “苏队长,我再说最后一段话。”

    “说。”

    “'镜影'的终极目标不是观测你。也不是观测渡边。”

    苏晚等着。

    “是搞清楚——战场上出现的这些超时代的技术,到底从哪来。瞄准镜的镀膜工艺、实验弹头的合金配比、弹道参数表上的2024年编码——这些东西不应该出现在1939年。”

    吴维钧的手指在公文包搭扣上按了一下。

    “'候鸟'是目前唯一可能知道完整答案的活人。你找到她,我们也就找到了答案。”

    苏晚从帆布包旁边站起来。她的裤兜里有刻着“活着”的铜片、松枝划线笔、五枚空弹壳。左胸口袋里塞满了信物。腰后别着驳壳枪。身边靠着一把换了新枪管的毛瑟98k。

    她送吴维钧走到药房门口。

    走廊的白炽灯管嗡嗡地叫,光打在水磨石地面上跳了一跳。

    “吴主任。”

    吴维钧的脚步在走廊里停了。

    “你们'镜影'——有没有想过一件事?”

    吴维钧转过半个身子,呢帽的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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