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中的金受申 (第2/2页)
这位是王府六爷，本来他要袭王的……”那位客气地一笑说：“别折我的寿了，手拿把掐要袭王的还是您……”谈笑声中六爷就坐到了我们桌上，先问：“给你们几位再添点什么？”然后自己要了碗馄饨，叫多加芫荽，就跟我们喝起来。这时受申拿过他那把折扇来看，看着上边的画和题词念叨说：“唔，甲贝勒画的草虫，乙额附的兰草。这丙王爷的几笔字还真有他祖上成亲王的神韵……”接着寄水就和那位王爷互相打听几个皇亲国戚的近况，说话就热闹起来。
“您见五贝勒爷替我请安。”
“再碰见老王爷可替我问好。”
听口气他们是常有来往，不断川换的，谈得高兴，金受申说：“再两条黄瓜来。”寄水就跑出去买根黄瓜还带来一包铁蚕豆。我整个听傻了眼，因为从没亲耳听身边的人讲皇亲贵族的事这么亲切，这么熟悉，这么没当回事的。
回去的路上寄水有事，上电车走了。金受申跟我仍就伴步行。我就说：“没想到旗人之间你们还保留着原来的称呼，并且来往挺密切。”他说：“他们都是黄带子，还保持联系。我是平民，只是逢场作戏，平日并没交往。你没见寄水至今作派跟咱还不一样吗？”说完一笑。我听不出这话是褒是贬，按为人来说寄水是更随和，更谦逊的人。虽然有点儿个人习惯，比如都混到一天两顿窝头一碗粥了，咸菜还要切得像头发那么细，凉窝头得切成片要用油炸着吃。这是穷讲究，算不上摆作派。
后来我上中央文学讲习所学习去了，就不大再见金受申，有次我回北京文联办事碰见了他，见面他不问学习情况，却问：“你们是住在鼓楼东大街吗？”我说：“是。”他说那把角儿有个大酒缸，一到冬天门口就挂只鹰，挂些野兔野鸡，现在还在吧？我说：“在呀。”他说：“你再去喝酒甭给钱，你就说你是金受申的朋友，给钱他也不要。”后来我真的去那酒铺喝了两回酒，跟掌柜谈起金受申来，问他认识不认识？掌柜连说：“金爷吗，安定门里这一片老户谁不认识他呀，这要是搬家呀，拉煤什么的，要用排子车，您去雇车就提金受申，他们绝不敢多收钱。”话是这么说，他可没提不收我的酒钱。于是，他们为什么都知道金受申，以及怎么都这么大面子，我也就没问，后来想问时别说酒馆，连那片房子都拆了。
大概也就是那一阵，金受申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谈北京的电车，他还存有北京头一天通电车时的电车票。还有一篇谈“勤行”，说了他早年在砂锅居吃饭时堂倌的服务态度。又有一天我翻旧杂志看到他写的一篇谈风筝的文章。其中特别讲了当年在放镖砣玩的人。别人在红墙里边放风筝，他在红墙外，看谁的风筝好他把镖砣甩上去钩住人家的线，把风筝拉拽到墙外取下抢走，场内的人要绕出红墙得走好半天，追出来抢风筝的人已跑远了。这些引起了我的兴趣，我跟寄水打听他以前都在哪里发表文章。经寄水介绍，我才找了当时的立言画刊等旧杂志来看，才发现他写北京风俗的文章，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茶馆酒肆，花鸟鱼虫的文章足有几百篇，少说也有几十万字，其知识之丰富，文字之老道，绝非一般小报文章可比。在这方面他确实称得上是既杂又专的一家。我这才明白老舍先生为什么对他器重，也觉得他这套学问和他这人都还没得到充分发挥。
我有意找他闲谈，想了解他以前的情况。他拿出一张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毕业纪念”的照片给我看。那上边有他。他以此证明他是正经进过大学门学文学的，他说只因后来选择了通俗文化这一行，就困顿住了。我怀疑搞通俗文化是他困顿的唯一原因，我觉得他自己也并不把这话当真，但我们谁也不想点破这一点，谈话就此结束。
1957年我又回到北京文联。反右前曾和金受申有过较多的接触，听到他酒后说几句平常不说的话。反右中我成了右派，就断了和他的私交，只在会上听到他几次发言，也听到几句他平常不说的话，那些话都是在泛泛的讨论问题时说的，到揭发批判我时，他却闭紧了口一声不出。由此我对他的为人、处境和心态又多了点儿了解。我下去劳动改造之后，有天在西单街头碰上了他，本想避开，他热情地叫住了我，问我生活怎样？我说还过得去。他说，我在研究你的会上说了，小邓就是个毛包，别的有什么？你别急，劳动两年就完了，你才多大岁数！我很感谢他，但没多说什么就分手了，这是我最后一次看见他。
后来我去了东北。后来听说他得了病，是癌，但他拒绝开刀，后来就听说他去世了。
“*****”过后，我又回到北京来。有次去看金寄水。谈起金受申，寄水说金受申去世前他去看过。见到寄水他哭了。金受申说：“这年头你还敢来看我，真够朋友。”我说：“金受申这病和他爱喝酒怕有关系吧，他酒上太没节制。”
寄水说：“咱们全叫他蒙了，最后见面时他才告诉我，其实他不能喝酒，也并不多喝。带点儿酒气去上班，是故意要给人造成个长醉不醒，懵里懵登的样子。这样可以减少许多麻烦……”
这也是最后一次和人谈起金受申，不久寄水也去世了。我总以为都住在北京，来往很方便，反倒没抓紧时候多去看几回寄水，他去世时我正出差在外，回来看见讣告，我很伤心，觉得对不起朋友。
我想将会有人正经写写金受申，也会有人正正经经地写写寄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