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自教会（三自爱国教会）】 (第1/2页)
概念
三自教会是拥护“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宣言的中国基督宗教（即广义基督教）教会的统称，也称为三自爱国教会。
简介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新政府成立以后，中国的天主教和基督新教组织在中国共产党政府的影响下，改造旧教会，使其逐步脱离了国外宗教团体的领导和干涉而独立出来。简单来说，中国的教会不再从属于罗马教庭和国外的基督教差会。
新的教会以“独立自主、自办教会”为方针，也可称作“三自”原则。三自，即“自治、自养、自传”。
自治，指教会内部事务独立于国外宗教团体之外。
自养，指教会的经济事务独立于政府财政和国外宗教团体之外。
自传，指完全由本国教会的传道人传教和由本国教会的传道人负责解释教义。
中国的天主教实行自选自圣主教制度。
目前全国性的三自爱国教会组织，基督新教有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以及中国基督教协会（通常合成“全国两会”）；天主教有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中国天主教教务委员会和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即“两会一团”）。
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和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教会均自称中国没有类似于外国的众多教派：“中国只有一个中国基督新教，也只有一个中国天主教。”
历史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从而为中国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实现独立自主自办提供了历史条件。1950年7月，吴耀宗等40位各教派负责人，发表《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的“三自宣言”，表明了中国基督徒拥护新中国，摆脱帝国主义势力控制，实现中国教会自治、自养、自传。1950年9月，1527位基督教负责人签名拥护“三自宣言”。尔后的三四年间，在这个文件上签名的基督徒达40多万人，占当时全国基督徒的三分之二。自此，中国基督教走上了“三自”道路。
1950年11月，四川广元县500多名天主教徒发表了“天主教自立革新运动宣言”，主张割断与帝国主义者各方面的关系，建立自治、自传、自养的新教会。这一宣言得到全国天主教神长教友的响应。尽管梵蒂冈一再采取敌视新中国的政治行动，中国天主教仍在1957年、1958年先后将选出的一名代理主教和两名主教报梵蒂冈。然而，梵蒂冈竟以“超级绝罚”相威胁，极大地伤害了中国天主教徒的感情，中国天主教从此坚定地走上了自选自圣主教、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在信仰上，中国天主教与世界各地的天主教是一致的；在教会管理上，一切内部事务均由中国天主教教会自主决定。
1954年7月，中国基督教第一届全国会议召开，正式成立了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提出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团结全国基督徒，热爱祖国，遵守国家法令，坚持自治、自养、自传，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方针。
1958年各种不同信仰礼仪背景的教会实行了“联合礼拜”。从此中国教会进入“后宗派时期”，基督教的宗派组织在我国不复存在。
“**”时期，中国基督教一度中止活动。1980年，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恢复活动，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会议并成立了中国基督教协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推进三自爱国运动，开始了按三自原则办好教会的新探索。1996年基督教第六次全国会议，将这一时期的探索总结为坚持“按三自原则办好教会”，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必须坚持爱国爱教、必须努力增进团结、必须大力落实三好（自治要自好、自养要养好、自传要传好），向全国基督徒发出了“一个好基督徒应该做一个好公民”的号召。
随着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发展，过去外国传教士传下来的一些神学思想，与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不相适应，产生矛盾和冲突。在丁光训主教的大力倡导下，中国基督教界积极探索开展神学思想建设。1998年11月，基督教全国“两会”（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在济南召开全体委员会，作出了开展神学思想建设的决议。神学思想建设的主要内容是：如何结合中国国情和文化，阐述基督教的基本信仰及道德规范，使中国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2000年9月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庆祝三自爱国运动50周年大会，对50年来的三自爱国运动进行了总结，宣布继续坚持爱国爱教方向，要把三自爱国运动推进到神学思想建设的新阶段，在带领广大信徒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上取得明显的进步，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做出新的贡献。
三自为何必要?
来源：《丁光训文集》——1984年9月28日在日本京都同志社大学的演讲
首先，我衷心感谢在中国颇为知名的同志社大学邀请我担任今年西间讲座的讲员。这对我，对中国基督徒，都是一个荣誉。我特别高兴在京都讲“三自为何必要?”这个题目，因为我国三自运动的教外同情者之一，已经去世的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六十年前曾在这里生活和学习过。今天上午我们去瞻仰了为他树立的纪念碑。
让我也感谢同志社大学歌咏团这么美好地演唱了中国的赞美诗。要不是担心可能违反日本习惯，我都要鼓掌了。
在有些圈子里，让基督教取得本地或本民族色彩的问题是不作谈论的，谈这个问题简直像是破坏了基督教会的超国家性质，把一个世间的、政治的内容放进了超脱一切的基督教信仰。
其实，这问题在出现第一代基督徒那时就出现了。当时有非犹太民族的人信了主。是不是由于当时基督教是犹太教中的一派，又因为向他们传福音的人是犹太人，因此“外邦人”信主也就得归入犹太教呢?譬如说，他们在接受基督教的同时，也得接受割礼呢?《使徒行传》第15章所告诉我们的耶路撒冷会议，其主题正是这个。它决定外邦基督徒不必遵守犹太教律法习俗。这决定对基督教整个历史，以至对世界整个历史，关系太重大了。保罗关于称义是因着信，不是因着守律法的教义，是大有解放作用的。这就是说，基督教将不作为犹太教中的一派而存在，它将有自由同其他文化进行对流，从而成为一个世界宗教。恩格斯在研究早期基督教的时候是这么说的：
“传到外邦的基督教抛弃民族宗教及其礼仪，向一切人开放，不加限制，成为第一个世界宗教。”
这一世界宗教决不是一个空洞的、不同任何文化相结合的世界主义的信仰。它总是本地的，在它同各种文化相接触的过程中，它总是取得本地的色彩。爱伦·理查逊在他所著的《神学导论》一书中指出，“地方性”是《新约》教会观的一个重要方面。他说：
“教会不是像一个斯多葛或伊壁鸠鲁的哲学学派，在一地的存在是很偶然的。公教会必然是一个地方性教会，是某一城市或某一国家的教会，――地方性、民族性和特殊性，这些是普世教会的必要标志。”
显然，如果基督教不从犹太教框框中解放出来，如果它不能获得自由，使它的信仰能为希腊头脑和后来能为其他许多民族的头脑所领略的话，基督教的神学创造力必然遭受严重限制，它作为犹太教中的一派，在神学发展上必然会停滞的。这样，关于三位一体的教义，关于基督的教义，关于圣灵的教义，关于教会的教义，还有其他种种教义，必然停留在极不发展的状态之中。
外邦基督徒是否必须同时做犹太教徒这一问题，在一千几百年后的中国在另一形式下又发生了：由于基督教是一个欧洲和西方的宗教，当一个中国人接受基督教的时候，他是否也得学着像一个欧洲人或西方人?一个中国化的基督教能否算基督教?利玛窦比较尊重中国文化，他愿望吸收若干中国的东西，形成一个同欧洲基督教不完全相同的中国基督教。他这么做，基督教就比较能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在利玛窦的影响下，十八世纪初期的皇帝康熙就比较同情基督教信仰，他能够就耶稣基督的受死写出这样的一首诗：
“功成十架血成溪，
百丈恩流分自西。
身列四衙半夜路，
徒方三背两番鸡。
五千鞭挞寸肤裂，
六尺悬垂二盗齐。
惨动八埃惊九品，
七言一毕万灵啼。”
你们可以看到，在这首诗里，尽管作者没有对基督复活表示任何肯定，但对耶稣基督还是显露了同情和钦佩。看来当时本来已经具有比较成熟的条件，出现一个忠于基督、又向中国民族文化开放的宗教。
可惜，在罗马的压力下，一些后来的传教士转而对中国民族文化采取敌视态度。他们以保卫教会信仰的纯洁性为名，离开了利玛窦的思想，结果，这同一位康熙就命令驱逐传教士。
值得指出，自治、自养、自传，这作为在一个国家建立教会方针的三自，在西方基督教较开明的圈子里早就被提出和接受了。英国圣公会教会传教会主任干事亨利·樊(HenryVenn)可能是把这三者联在一起的第一个人，他在1850年所写的《本地教会组织》里还提出“差会结束”的观点。他的意思是：传教士努力的方向应当是使他们自己成为不必要的人。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在华北圣公会工作的传教士罗伦特·爱伦以极大的说服力指出，保罗的传教活动旨在促使教会独立，具有地方性质，不依靠所谓“母会”。
中国是一个很早就有民族觉醒的国家。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多次反教运动，与其说是反对基督教信息，不如说是反对一个为列强插手中国效劳的宗教。这一政治性问题在中国是一个那么严重的问题，以致有民族自尊心的中国人就不会愿意来听听基督教有以告人的信息。因此，许多中国基督徒早就希望，中国教会能独立，基督教在中国能民族化。在十九世纪，中国有个基督徒为了要由一位中国牧师给他施洗，宁愿暂不受洗，后来坐了小船到几百里之外去找中国牧师。此后，他创立了一个独立的布道所。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中国出现了许多独立教会，它们强**会应由中国人来领导，由中国信徒自己来维持，当时有的还形成了全国性组织。可见教会三自运动和独立运动并不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突然出现的。这一运动的准备工作，很早就在中国和外国开始了。在中国解放以前，不少西方传教士也是支持三自这一理想的，他们有份于中国教会独立的基础工作。
我想，可以说，从公元四十九年耶路撒冷会议接触这一问题那时起，在近二千年间，不论福音传到哪里，一个地方也好，一个部落也好，一个民族也好，一个国家也好，三自的问题就都跟着出现，尽管人们不一定用“三自”这名词。香港有些仇视新中国的人试图渲染三自是共产党人强加于基督徒的，他们既没有研究《新约圣经》，也没有研究历史。
有两个重要原因，要求任何国家的教会具有一个不是借来的，而是它自己的自我，成为一个实体性的存在：(一)为了这一教会在它所处环境里有效地作出见证，(二)给普世教会对基督的认识和崇敬添砖加瓦。让我对这两点都说一些话。
福音要求人们承认罪，承认基督的道成肉身从死里复活。这就使福音成为许多人不欢迎，并加以排斥的东西。这是福音本身内涵的“绊脚石”。这一“绊脚石”在我们是不能丢掉的，否则福音就不成其为福音而成为别的什么了。我们所能做的，也是所必须做的，就是尽我们的责任去保护福音信息传向人间的通道，不让人为的异己的东西插人进来致使人们接受福音更为困难。在接受异体移植的时候，人体有时会发生排斥异体现象，传福音也会发生这一现象，传福音者要避免这一现象的发生，非得倒空自己身上不属于福音的外来物不可。这在一个人民具有高度民族觉醒的国家更为重要。
罗伦特·爱伦在1922年所写的《华北方针》中是这样说到“政治性困难”的：
“现在，中国人一般把传教士看成政治人物，被派遣来收买人心，为某一外国的统治作准备。这一猜疑由于西方国家利用诸如胶州事件等等反教士事件为扩张领土的借口，而更为加强了。”
由于十架和国旗的这种结合，人们对基督教的传播得到了一个含混不清的印象。你们一定很容易想象，在这一情况下，我们要说清楚，基督福音同西方势力的统治是完全分开的，还要说清楚，基督福音尽管同西方许多东西一并进入，可是基督耶稣不是亲西方的，他有他的绝对性和普世性，是人类不能不倾听的，这是多么困难。考虑到这个，那么，我们的教会需要非西方化和非外国化，同保罗和早期外邦信徒需要基督教非犹太化相似，就不难理解了。
中国教会作为外国的一个附属品而存在，这一事实对福音事业有多么大的危害，西方传教组织领袖并非毫不觉察。罗马教廷第一位驻华公使散尔克苏·康斯坦铁尼1922年首次来华途中曾写道：“在中国，外国人的政治地位是基于特权。靠着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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