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自教会（三自爱国教会）】 (第2/2页)
外法权，外国人不受中国法庭约束。中国教会在法律上也处于这一特权地位，这就得罪了有自尊心的中国人。教会是靠了条约才被容忍的。传教士是外国人，人们怀疑他们同外国列强相勾结。”“使徒时代建立教会，让独立的主教治理各地教会。……尽管当时人们有种种反对教会的话，可其中没有说它是外国宗教的一条。……如今中国人把天主教视作舶来品，还同外国政治利益联在一起，这难道是中国人的过错吗?”可是此人的正确分析不过停留在纸面上。尽管他说过这些话，直到1949年，在中国140个左右的天主教教区中，只有20个由中国人当主教。
反对让基督教适当接受民族文化和民族理想的人，每每莫须有地大事鼓吹“混同主义”的危害。高举批评这个“主义”的大旗每每是同殖民主义帝国以胜利者自居的僵化和目空一切联在一起的。
值得指出，起源于巴勒斯坦和小亚细亚的基督教之所以成为一个西方宗教，那是由于人们在神学上、灵性上、艺术上敢于创新，敢于使用西方文化条件为媒介来表达上帝奇妙的作为。可叹的是，当这个获得了西方自我的基督教进入现代并进人世界其他地区的时候，它这个西方自我竟然成了桎梏，对基督徒起了抑制作用，使他们难以认识和敬拜一位真正普世的基督，也使接受了其他文化教养的人们难于接受这位作为西方人的基督。
正由于此，尽管中国在长时期中曾是得到西方传教士和传教经费最多的传教区，信教的人却特别少。1949年中国得到解放的时候，基督教新教信徒没有超过七十万人。
今年，在解放三十五年和发起三自三十四年之后，根据保守的计算，基督教新教信徒增加到三百万以上。他们成为信徒的经历当然各不相同，但是，在一切经历的背后，有一个普遍的重要原因，那就是：今天，中国教会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去除了它原有的西方形象。不但它的领导同工都是中国人，不但它的经济收入依靠中国信徒，而且表达基督信仰的思想、崇拜、美术、音乐等渠道，也开始越来越中国化。
我们不是一个在教育、医药、福利等方面办有种种事业的教会，也没有高级的传播工具，但我们是一个传扬福音和日益增长中的教会。基督徒正在他们工作和居住的地方作出见证。现在，人们再也不大说“多一个基督徒，少一个中国人”了，各阶层都有人比过去更愿意听听基督教究竟说些什么。我们的全部经验告诉我们，一个教会必须自己去赢得使人们聆听的权利。
三自不是一个反对传教的运动。为了传教士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带到中国来，为了他们在中国所做的一切好事，我们是感谢上帝的。基督徒服从载在《马太福音》第28章的基督的吩咐是一回事，西方殖民主义的政治、经济、军事扩张是另一回事，两者有牵连，这是问题之所在。到外国去传教，有它合适的时间，时间不对，外国传教士就不该去，尽可让本地教会成长，成为有自己特色的教会。自从中国对外开放以来，不少昔日在华传教士回来参观访问，他们看到中国的变化，看到中国教会的情况，就表示高兴，表示赞成三自，同我们一起感谢上帝，这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和快乐。
关于三自对教会传扬福音工作的重大意义，就说这些。
三自对于丰富普世教会的灵性宝库，使教会真正成为普世的，也是十分重要的。
可以说，任何地方或民族的教会都有两极，它的普世性和它的特殊性。我们对两者都应当具有敏感。
1982年坎特伯雷大主教伦西博士讲过下列两段话：
“在十六世纪，当改教者决定用英语来诵读《圣经》的时候，英吉利教会实践的就是一个三自运动。他们用人民的本国语言来制定了崇拜礼文。他们建立了一个安立甘教会，既不离开公教会的教义，又维护地方独立和自治原则。”
“只有维护自己的性格，热爱自己的根，你才能为普世教会作出贡献。”
耶稣基督内涵的宝藏要全部开发出来，还得要让各个文化背景的基督徒都来投入才行。自天而降的新耶路撒冷不是只有一座城门，在它的北面、南面、东面、西面各有三座城门，让基督徒和教会从四面八方来进入，大家带着各自特殊的灵性宝藏和看见，一起来进入基督的丰盛。教会的普世性就存在于众多地方教会的特殊性之中。地方教会就是教会的普世性和种种文化的特殊性相结合的所在。中国基督徒愿望自己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耶稣基督的教会形成一个自己的队伍，进入新耶路撒冷，而不是作为其他教会传教地图上的一个点。
《启示录》第2、第3章里有圣灵写给以弗所、土每拿、别迦摩、推雅推喇、撒狄、非拉铁非、老底嘉七个教会的七封信。这些教会处在各不相同的环境中，各有不同的长处和短处，面临着各不相同的问题，信的内容就各不相同。但是，在每封信的末尾有一个劝告是相同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可见，这七个信息是准备让耶稣基督在全世界的各教会倾听的。
因此，当我们在中国讲三自的时候，自我孤立不在其内。是的，我们要植根于中国的土壤，但同时又要重申我们同一切其他地方的信徒的一体，要从历史上一切社会制度和一切文化环境之内一切特殊教会共同体现的使徒所传的独一、圣而公之教会怀抱里获得营养。我们不能许可自己不听听圣灵告诉其他教会的话。我们坚信基督徒之间超越国界的互相依赖的原则，只是我们认为，只有我们先做到独立，我们才能更好地互相依赖。
教会的公性就它的广度来说包括整个世界一切时代、一切地区的教会，就它的深度来说就是把基督教信仰同一切文化中相遇的成果集中拢来。这两个层面的公性今天仍然是在实现的过程中。三自正是中国教会为实现这一公性所作的贡献。当我们看到福音怎样改变中国人，又看到中国人怎样丰富全教会对福音的认识的时候，普世教会将变得更为富足。
任何一群基督徒的传教使命不应当同另一教会在其本国进行传教的使命发生矛盾。基督徒应当不让他们自己的自我扩张去侵占另一教会的自我的神圣空间。正是这一考虑，导致我们中国基督徒向全世界宣告：为了保护我国教会正在生长的自我的幼芽，使之不致被国际干涉主义踩在脚下，也就是为了防止教会在我国重新拾起外国形象，在中国进行传教和建立教会是中国基督徒自己的职责和任务；海外任何团体，不论其成员的肤色，在没有得到中国基督教协会许可的情况下，不得在中国进行此项工作。希望人们不要因此误会，认为我们对教会的普世性采取拒绝态度。不是的，这不过是对中国自我的成长和做到广传福音采取的保护措施。我们希望国际基督教对中国基督徒正在进行的工作采取同情态度，至少采取迦玛列式的静观态度。在旧中国，我们的海关控制在外国人手里。由于缺乏保护关税制度，舶来品价格低廉，充塞市场，我们的民族工业濒临绝境。今天，为了加强中国教会的自我，从而为普世教会作出应有的贡献，某些保护性措施也是必要的。
你们可能注意到，三自的全称里面有“爱国”二字。由于有些人在“爱国”名义下所做过的坏事，人们可能要怀疑，三自是不是一个狭隘的排外的运动。这个怀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认为是不必要的，因为就教会而论，三自不过主张教会的中国化，主张它发展中国特点，正像英国的教会有英国的特点，美国的教会有美国的特点一样。至于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我们要作些区别。有一种民族主义，要求人们首先忠于国家，主张“不论是非，我的国家就是我的国家”。这是国家沙文主义，在这一主义之下，对国家错误政策的批评受到抑制，压迫和侵略得到许可。把这个也称为“爱国主义”，是妄用了这个词，因为长期以来爱国主义所包含的是很高尚很美好的内容。中国很多基督徒，特别是很多基督教领袖，在“**”时期，由于首先忠于耶稣基督而不是首先忠于政治当局，就受了许多苦。这事实说明，中国基督徒所讲的爱国主义并不是国家至上主义或国家沙文主义。
有一种民族主义，号召人民抵抗外来侵略，保卫自己的民族领土，使民族的文化、语言、经济不受强权践踏。这不容同侵略者的民族主义混为一谈。有这样的时候，小国的文化、古老的文化、包含着善和美的文化，被国内专制政权或跨国经济、科技集团的优越势力所蹂躏，那时，遭受其害的人们起来自卫，企求享受过去的生活。在这样的时候，基督徒理应作出站在人民一边的抉择，支持一个促进历史前进的民族主义。孙逸仙博士，一位基督徒，就是作出这样抉择的，他反对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和外国的侵略，于1912年成立中华民国。我们至今记得日本朋友给予他的支持。
真正的爱国主义为民族的落后和蒙受的耻辱而忧伤，为祖国人民的解放和成就而欢乐。这两种爱国感情《旧约圣经》里都有。《诗篇》第137篇为国家遭难而表示悲愤忧郁：
“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
一追想锡安就哭了。
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
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
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
‘给我们唱一首锡安歌吧!’
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
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
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
我若不记念你，
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
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
《诗篇》第126篇为人民的幸福而表示欢欣感谢：
“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
我们好像做梦的人。
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
外邦中就有人说：
‘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
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
我们就欢喜。
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
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
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
那带种流泪出去的，
必要欢欢乐乐地带禾捆回来。”
从这两段经文和《圣经》中其他许多段落，我们知道，对祖国的一种健康的挚爱，同《圣经》不是格格不入的。对这种爱国主义，我们基督徒不应抱虚无主义态度。
今天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意味着决心向仍旧残存的阴暗面继续斗争，也为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提高和在更大程度上实现正义和人的尊严而继续斗争。这是对我们的国家一种负责任的爱感。基督徒应当关心全人类的福祉，这对我们中国基督徒来说，首先意味着关怀中国人民的福祉。仅仅关怀中国人民的福祉是不够的，但关怀中国人民的福祉是我们的起点，是我们热爱全人类的起步处。这一关怀同国际主义不相矛盾，它自然地延伸到国际主义，是国际主义的一个部分。
我们欣赏内村鉴三先生的话：
“耶稣和日本(JesusandJapan)：
我的信仰不是只有一个中心的圆圈，它是有两个中心的椭圆。我的心和脑围绕着这两个名字转着。我发现这一个J加强另一个J。”同样地，我们也愿意说，我们的信仰也像个有两个中心的椭圆，是两个C，基督和中国(ChristandChina)。
中国三自运动的结果之一是它把中国基督教推进到一个宗派主义之后的时期。在五十年代初期，战争正在朝鲜进行着，美中两国资金冻结，中华基督教协进会、各大宗派的全国性、地区性甚至基层教会组织陷于瘫痪，宗派系统再也无法用来指导全国。各地基督徒自发超越宗派界限联系起来。由于中国宗派历史较短，各地比较容易地在三自这顶伞的下面接近了起来。今天，宗派组织不再存在，但在信仰上、礼仪上凡信徒所喜爱的宗派特点，仍旧得到保持和尊重。三自运动的重点在于发展中国基督教的自我，而中国基督教协会主要以加强广义的牧养工作为宗旨，那就是在教会里培养灵命和建设神学。这里包括印发《圣经》，出版《赞美诗》和书刊，维持神学院校。这些我们都能合在一起来进行。在中国，三自和基协都是爱国宗教团体。我们相信，我们仍在过渡，在较远的将来会出现一个植根于《圣经》和中国土壤的，真正属于基督又属于中国的教会。当然，我们到今天为止还不知道，在这方面，主愿意我们走的下一步是怎样的一步。
中国基督徒面临的问题不少，例如教会领袖和正在接受训练的新一代之间存在很大的年龄差距，牧养信徒的工作做得很粗，有些地方存在着信仰上的异端和偏差，有些地方政府干部和三自工作人员在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上不够有力，如此等等。但是我们也知道，教会向来是带着种种困难而前进的。当我们在三自道路上前进的时候，其他地方的信徒为我们献上的祈祷，对我们意义重大。我们希望，通过日本基督徒和中国基督徒的互访，更大的同情、友爱和团结将出现在两国信徒之间，藉此在建立基督身体的事工上互相勉励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