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胡经》的来历】 (第1/2页)
《老子化胡经》曾经是道教的一部经典，相传作者是道士王浮，南朝僧佑在他《三藏集》中的《法祖法师传》里说：“昔，祖（师）平素之日，与浮（王浮）争正邪，浮屡曲，即竟不自忍，乃作《老子化胡经》，以诬谤佛法。”王浮是西晋时的道士，而且是一位道教的祭酒（领袖）。最早《化胡经》的作者是王浮，得到了佛教文献的旁证。该书主要的内容是认为：老子出关西去之后，把他的教导传化于西域，并特别指出，所谓印度佛教乃是渊源于老子的教导。《化胡经》中的“化”字，包含了教化、宣化与转化的意义，“胡”自然就是洋人、外国或外国人的意思。长时期，中国人除了中国的汉族以外，所有的外族或外国，一律广义地称之曰“胡”。最初《化胡经》的“胡”字，是狭义地专指佛祖释迦牟尼和佛教。
佛教最早正式从印度传到中国，是东汉明帝刘庄的杰作。有一晚，刘庄做了个梦，梦见有一个大人，驰走殿庭，正要问他话，他却飞走了。醒来尚觉惊悸，早朝时便把梦境讲述给群臣听。博士傅毅奏道：”臣闻西方有神，其名曰佛。佛有佛经，即有佛教。昔武帝时，霍去病出讨西域，休屠王曾贡金佛像一尊，置诸甘泉宫中。想来陛下所梦，莫非即是佛的幻影。”刘庄听了，十分好奇，即遣郎中秦景、蔡愔出使天竺，求取佛像佛经。于是取来佛像与佛经四十二卷，用白马驮回。刘庄看到佛像，也并不是梦中的人；那些佛经都是梵文，也没有人看得懂。明帝即命在洛阳建寺，取名白马寺，放置佛经，让同来的两个天竺沙门住宿。渐渐有人去跟沙门学习佛法，中国儒家的士大夫们首先提出反对，认为佛教是夷狄乱言，无父无君，不耻一顾，或应该废除。
中国在西汉全盛时期，领导哲学思想是《黄老》，就是黄帝、老子的道家哲学思想，来道教称它做“黄老道”。道教是东汉时张陵在四川鹤鸣山创立的，最早称为“斗米道”。张陵把老子所著的《道德经》作了注解（《想尔注》），把《道德经》注成了宗教的经典，把老子这位哲学家供奉为教主，是道教最尊贵的神——太上老君。道士们对于西方传来的佛教，基本上与儒家有不同的看法。两汉以至于魏晋，道家思想、黄老哲学，以及老庄哲学，在社会上具有不可抗衡的势力和影响力，佛教传入中国，思想做法上与中国人格格不入，遭到的排斥力量很大，于是极力向道教靠拢。当时中国社会上就流传着这样的议论：认为佛教也不过是一种附属于道教的东西。它的教义理论，很多都是老子说过的，佛陀释迦牟尼讲的都是老子的理论，应该可以当它是道教里的一个分支。于是有人给它起了名字，叫做：“浮屠（佛陀）道”，把佛教轻易地包容了进来。这种一相情愿的看法，不仅是在道教里面，一般社会上也大多持这种看法。一种对佛陀个人颇为流行的说法是：“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佛陀）。浮屠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爱，精之至也。天神遣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顾盼之。其守一（守一是道教修炼中的一种方法）如此，乃能成道。”（见《后汉书·襄楷传》）。对佛教一般的流行看法是：“浮屠所载，与中国老子经相出入，盖以老子西出关，过西域，至天竺教胡，及浮屠弟子合二十有九。”（见《三国志·魏书》）。可见当时对佛教的态度是包容的，并没有将它严肃对待；对佛教的教义，碍于语言，也是一知半解，大而化之。
当佛教初始传入中国，要想在中国“发扬光大”，它的难度之大，是可以想象的。经过了很久撮合，佛教不但把儒家的忠孝节义等思想拌和进去，甚至把道家的养生医术、图谶运命、阴阳五行、拳艺功法等都加以吸收。在理论上把“空宗”和“玄学”中类似的观点，尽量发挥。将一个印度的佛教，改头换面，变成了一个崭新的、不太和中国人基本思想抵触的“中国佛教”。同时强调“三世因果”、“天堂地狱”，把实证性格的儒家“不谈鬼神”的态度、道家“现世现报”思想的不够周延的地方，突现了出来。佛教的“转世回轮”给了人们无边际的浪漫和想象力；“布施赎罪”、“诵经超度”给了人们贿赂天神地祇的取巧机缘；“念诵阿弥陀佛的佛号就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允诺给了人们最简单方便的高升门路；利用了“浮屠道”的掩护，避开了许多不必要的排外打击。于是才一帆风顺地发展起来，乃至到了晋代，遂造成了喧宾夺主之势，是所谓佛史里所谓：“汉魏法微，晋代始盛”的发展过程。就在晋惠帝时期，激出了王浮道士的一部《老子化胡经》来。虽然《化胡经》的内容不过是再次补述传统中国人对佛教对看法，但由此证明：那时佛教已非当年的“吴下阿蒙”，势力已经大到不再“忍受”那种对“佛教不敬”的“诬谤”言论了。
不过这个“老子化胡论”的真正来源，很令人置疑。如果老子出关以后，骑着一条青牛，居然翻过喜马拉雅山，到了印度。恐怕以他诺大年纪，单人匹牛，事实上根本不可能；再者所谓“化胡”，由他本人亲自去印度，用印度语言开班讲课，就更匪夷所思了。因此所谓“化胡”的意思，就是老子转化成了胡人的释迦牟尼，说白了，也就是老子的灵魂投胎转世。据说：释迦牟尼出生的当时，就马上会说话，会走路。他从母腹出来，走了八步路，并且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口中说道：“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如此了不起的人物诞生，必须有一个了不起地灵魂来投胎才行，一些差一点层次的鬼魂，马马虎虎怎么能转世成为这么了不起的活伟人？这回轮转世的说法，是世界人类四大发源地中，唯印度才有的“特产”。中国的儒家原本很排斥这种飘渺无稽的“怪力乱神”鬼话，道家也不热衷，老子《道德经》中绝对没有转世之说。印度的佛教“三世因果论”是其基本理论，没有投胎转世的理论，也根本就没可能有佛教。到现在，西藏佛教领导人的“转世”还是铁定的制度。而老子转世成了释迦牟尼，这种神话只有印度人才能说得出口。从此得知，“老子化胡论”是佛教人士在中国的杰作。中国人，特别是道教人士，胡里胡涂吞下了这个包着糖衣的毒药，中了人家偷梁换柱之计。还自以为得意，把“化胡论”拿来当作与佛教斗争的主要武器，难怪“（王）浮屡曲”，既然说不过人家，失败的命运就绝对注定了。
佛教在晋代兴盛了起来，到了南北朝则盛到极点。例如南方梁朝的武帝萧衍，三次舍身在佛寺，然后要大臣们出资把他从佛寺中赎出来。这样为佛教筹募资金的办法，真是令人绝倒。也可以由此说明，佛教的势力何其浩大，政治、经济、宗教结成一体。萧衍不是傻瓜，而这样迷信佛教，当然是有他的目的和交换的代价的：第一，他要借重佛教来巩固自己的势力和统治权力；第二，在那个朝代像走马灯似的时代里，希望佛祖能大显威灵，保佑他福利平安，国祚绵长。殊不知佛祖是要世人摆脱罪恶苦难的红尘世界，他自己以身作则把过眼烟云的王朝荣华富贵、声色狗马，抛弃如同敝履。他曾警告说：“拜佛无益，反有祸害。”就是说，要靠拜佛去祈求福利平安、荣华富贵、声色狗马，根本是南辕北辙。佛要你舍弃，你偏要佛帮你窃取！你这个拜佛就拜倒在自己的迷惑、愚昧和罪恶中去了。造什么因，得什么果。所以萧衍式媚佛的结果，是国家反乱，自己饿死台城。这是时局的一面，即媚佛——对佛教妥协。
在当时的北方，恰巧相反。由于佛教势盛，给政府的压力太大，使得政府忍无可忍。于是政府就采取不只一次的反弹和反抗的姿态。中国历史上的“三武灭佛”（周武帝、魏武帝和唐武宗），北朝独占其二，可见佛教当时的势力发展到什么程度。而佛教势力的继续扩张，并不因当时政府和帝王的态度，媚佛或是灭佛，而受到根本的影响，反而逐步强盛。
到了唐代，政府不能不制订政策：三教并尊，以道为大。李唐得国时与老子认了宗亲，政权建立后，把道士纳入宗正寺管辖，算是皇室中的一分子，并诏令：“道士女冠在僧尼之前”。朝廷虽然特别偏袒道教，但对佛教、儒教并不敢疏忽，所以三教并尊。而佛教势力大到，不止一次地在盛唐时期要求召开“御前会议”，挑战道教，要和道教辩论，拚出个青红皂白。太宗时的御前辩论大会，有个法淋和尚，口才给便，嘴似悬河。处处都是他的理，道教辩不过他。唐太宗却捏他一个错，打了他的屁股，还把他流配远方。到了唐高宗，再开御前会议，佛、道再进行激辩，道教又辩不过。于是皇帝有这样的指令：“搜天下《化胡经》焚弃，不在道经之列。”这时的佛教为什么非要把《化胡经》禁绝呢？第一，他们的羽毛丰满，要独立门户，没有再利用老子的必要；第二，他们还很在乎“化胡”之说，成了个意识形态的问题，锱珠必较，绝不轻轻放过。从此可见佛教人士比道教人士尖锐，激进多了。不过朝廷诏令归诏令，执行归执行。上面虽有禁令，下面根本充耳不闻。到了中宗时代，佛教再度告御状，要求彻底执行。于是朝廷再度明令禁止，把《老子化胡经》列为国家永禁之书。政府的理由是：“这本书不是老子自己的著作，而老子的《道德经》把该讲多都讲了，没有了《化胡经》这本书，也没有什么亏损。倒不如把它禁了，省去许多麻烦。”实际上，《化胡经》还在继续流传。不仅如此，《化胡经》一面是被诏令禁止，可另一面，由当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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